张维迎:循规蹈矩的官僚中出不了伟大政治家

作者:见文 来源: 2020-05-22 14:12:31 0 0

[摘要]《改革新启蒙》一书中,张维迎教授坚信,中国的未来取决于理念和领导力。他认为,没有好的、正确的理念,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力,中国的未来就会问题重重。

张维迎:循规蹈矩的官僚中出不了伟大政治家

《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张维迎 著,中信出版社

访谈人:我曾经读过一篇研究报告,是一个国外的智库写的。这篇报告里提出,其实改革某种程度上需要一个政治强人,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邓小平。这篇报告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环境要再出现这样一个政治强人是不可能的,您认同这样的预测和判断吗?

张维迎:这要从两方面讲。一方面,我同意,变革的时期,大的变革一定要有很强的领导力。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就是像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汉密尔顿这样一帮建国元老几十年做起来的。如果你要靠现在的奥巴马,肯定做不成这件事。

访谈人:为什么?

张维迎:因为他缺少这种领导力。

访谈人:他不是政治强人。

张维迎:他不是。对政治强人而言很重要的是理念,一个人如果没有理念,不可能成为政治强人。在变革当中,不要以为用武力的就是政治强人,那不是真正的强人,那种强人也撑不了多久。我们讲的真正杰出的政治家,一定有很强的理念。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这个体制发展到今天,越来越走向政治家出自官僚体系的局面,而政治家天生要求的素质和官僚是不一样的。政治家需要横空出世,官僚是要循规蹈矩。有些人天生不适合当政治家,他只愿意循规蹈矩,他不愿意创新,不愿意冒险,也没有理念。还有一些人天生有政治家的素质,但是在官僚体系下,他被一层一层地蹂躏之后,这种素质就会丧失,他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非常驯服的官僚。

访谈人:在这里可能有一个概念需要您给大家澄清一下,您刚才说政治家和官僚是不一样的。在很多普通人眼里,这二者是一回事。

张维迎: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讲了,政治家要主持一个大的格局,要面临好多不确定的东西。他要提出他的目标,他实现这个目标有好多障碍,他要克服这种障碍。真正的政治家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他要有创新性,要冒险。他要有追随者,这种追随是诚心诚意的追随,而不是出于利益或恐惧的追随。政治家要有相当的人格魅力。官僚不一样,他是做一些具体的事。在古代像皇帝和下面的宰相,再下面有很多官僚,皇帝是不可能从官僚体系或科举制度中培养出来的。

访谈人:所以从您的论述中我听到一个矛盾,好像这个逻辑走入一个死循环的死胡同。就是说,我们的改革需要有理念的政治家,但是这个政治家又不能从现在层层官僚体系中产生。那我们呼唤的政治家从哪儿诞生?最后他成了一个空的期待,是吗?

张维迎:没错,这就是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但是历史总是有偶然性的,我说的是一般的情况,有时候你运气好,也会碰着一些人。但是这些人我相信如果都严格按照我刚才讲的官僚体制,那是不可能冒出来的。不过我们中国的官僚体制还有一些漏洞,保不准会出现一些人。我倒不是说要做政治家,一定不能当过官僚,而是说你不能完全按照现有的官僚体制去训练他。我们再看美国,美国的政治家可能是一个演员,像里根,那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美国没有一个总统是公务员出身的,英国也没有一个首相是公务员出身的。中国过去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公务员出身。

访谈人:所以我们只能期待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在官僚体系的夹缝中产生有理念的政治家。

张维迎:当然,这也提出一个挑战和要求,必须改变领导人的选择机制。如果不改变,短期可能只能靠偶然性。长期来讲,哪怕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体制之后,一切走上正轨了,法治、民主都是正规的,政治家与官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美国的政治家都是从美国的公务员中选出,他会是什么样?这就是一个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要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就得有一个机制,在这个机制下真正优秀的领导人才能够产生出来。推进改革需要改变提拔机制

访谈人:下面这部分我们可以分成两条线讨论,一条是基层官员的理念,另一条是每一个普通大众对改革的认识和对中国前景的看法。基层官员究竟怎样可以拥有您刚才说的理念?

张维迎:就基层官员来讲,首先看一下事实对比。我曾做了一个区分,有些人干事为当官,有些人是当官为干事。20 世纪80 年代、90 年代有相当一批地方官员当官是为了干事。对于这些人,有一些“文革”形成的历史原因,使他们有一种责任心。他们有时候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浙江的省长沈祖伦,中央在1989 年春天确定让他接替省委书记。但是他找中央谈话说:我这个人适合当省长,可能不太适合当省委书记,我是喜欢干实事的人,所以我希望中央能够另派更合适的同志当省委书记。这就是一种理念,这个人就是当官为干事。80 年代、90 年代,如果你是一个地方的县长,甚至是公社的书记,你干得好,有闯劲,有创新性,上面会注意到你,你就可能被选上来了。选干部就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几个标准,统一的标准。我有一次去山西碰到一个退休下来的省领导。他80 年代怎么当上的副省长?他原来是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一步就当了副省长。为什么?他那个地方搞包产到户搞得最好,所以万里等管农业的领导马上看上了他。大家知道,大寨在山西,山西在包产到户方面一直是持保守的态度,冒出这么一个县委书记,中央就让他管这事。有些地方选拔提升干部不是按照这样的规则,更多讲的是利害关系,好比谁跟我关系密切,谁是我的人,我就提拔谁。或者如果我想提拔谁,我就故意找几个地方让他去任职,好让他有一个很好的履历。这种情况下,让基层干部有积极性就很难了。所以我有一个判断,在80 年代、90 年代,对大部分人而言,你只要好好干,表现出能力和业绩来,你不用找关系,就会有人注意到你,你就可能被提拔了。我曾经遇到一些人,当年还经常跟领导顶嘴,但是领导看他能干就提拔了。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少了,现在大部分干部的提拔,都是以关系来说话。当然我不是说绝对是这样的,我也不是说现在提上来的人一定都没能力,表现不好,不是的。我是说现在即使你有能力干得好,如果没有很强的关系,一般也是上不来的,所以无论是出于个人的利益,还是出于对国家和地区的责任心,你都得花好多时间去找关系。我们批评人们“跑官”,但你如果不跑,还真当不了官。

访谈人:您能否给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张维迎: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突破都可以做,事在人为。好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中国要选一个省委书记、省长,根本没必要按照现在的程序做。一个省有几十个县、上百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直接从他们中选省委书记和省长就行了。同样,到上边也可以直接提拔,最上层的领导从各省、市、自治区书记、省长里直接提拔。直接提拔当然要有一个规则,如让每个想上升的人公开演说,大家评议,这样会使人干事的劲头儿完全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但是80 年代有这种味道,有一些人是直接提拔的。我觉得这么做并不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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