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为何要花十年时间译写《资治通鉴》

作者:见文 来源: 2020-05-20 17:16:09 0 0

[摘要]父亲从六十四岁译到七十三岁,虽然没有一九六八年在调查局黑牢里那种“甲尽血出,和灰成字”的悲凄,但是《通鉴》十年,是另一个“十年牢狱”。

【编者按】

《资治通鉴》是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台湾作家柏杨曾耗时十年(1983-1993)将其译成现代语言,亲手增绘地图,并注入自己的观点,以方便更多普通读者阅读。柏杨为何要花如此心血翻译这部规模庞大的史书?

本文为柏杨的长子郭本城先生回忆父亲译写《资治通鉴》的前因后果,摘自郭本城《背影:我的父亲柏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标题及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柏杨为何要花十年时间译写《资治通鉴》

郭本城童年时期与父亲柏杨的合影

现代语文翻译《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这书名,意思是“帝王的镜子”。这是宋王朝六任皇帝赵顼,对司马光这部巨著的命名。想了解中国,我们就应该详细阅读这公元前四○三年到公元后九五九年,包含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迹的中国中古时代编年史。

透过《资治通鉴》,可以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也可看出统治阶层的心态和行事轨迹,用来作为对他们的评鉴标准。《资治通鉴》是十一世纪知识分子使用的文言文,对二十世纪的我们来说,明显地过度生涩艰深。从前,人们生活单纯,知识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经史,而现今社会节奏迅速,对这佶屈聱牙的文字,谁有这种闲工夫嗑牙?

父亲认为,假如再没有现代语文本问世,这价值连城的《资治通鉴》将遭到尘封的厄运。我想也是,有几个人对这套文言文有兴趣?看了头不昏才怪。我是指一般人,没有意思跟高级知识分子抬杠。连司马光先生都曾感叹曰:《通鉴》完成之后,只有王胜之借读一次,其他的人还没读完一页,就打起哈欠,昏昏欲睡了。

 

柏杨为何要花十年时间译写《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宋刻本

一九八三年,父亲开始着手筑砌这庞大的文化工程《柏杨版资治通鉴》,他希望能使更多的人,有能力阅读这部沉睡在图书馆里的智能宝典。而他在“臣光曰”之后,加注“柏杨曰”,同时写出自己读史的心得。

《柏杨版资治通鉴》是仿效英国《牛津词典》分册出版的策略,于是同年九月,第一册《战国时代》问世,直至十年之后的一九九二年底,最后一册《小分裂》脱稿作结尾,这长达十年埋首查卷的“译作苦旅”,终于大功告成。书在出版后第二年、第三年分别获选为一九八三年度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书”以及“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书”,并因创新文体、史观、古今对照,成为年度“出版界十二大新闻”。父亲说:“翻译是一种细胞复活工程,假如一个字就是一个细胞的话,我们终于看到《通鉴》所有细胞都已再生,再生的时间,恰恰十年。现在我们终于完成,诚惶诚恐,呈献在爱护和信赖我们的读者先生面前。”

中国历史为何充满血腥和诡诈?

父亲生日,本来是十一月一日,出狱以后,他就更改为三月七日,那正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他入狱的日子。我们不懂为什么不把生日改在出狱的那一天(四月一日)以兹庆祝,父亲回答说:“我没有必要感谢他们还给我自由。”

远流董事长王荣文先生就定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为“柏杨日”。那天,在台北诚品书店举行庆祝酒会,为庆祝父亲柏杨的生日,也为庆祝《柏杨版资治通鉴》全书问世。上午时分我跟弟弟本垣就到了现场,我们前去跟陆铿先生、孙观汉先生握手致意,再跟小牛、丽真寒暄时,听到致辞的蒋纬国将军,极有风度地说,他要代表老哥向“柏老”致歉,并走下讲台,两人双手紧握,令在座百位嘉宾为之动容。

父亲表示,他用巨大的心力来撰写评论中国历史,只是想追究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历史为何首尾流离、循环往复,而又充满了血腥和诡诈?他说:“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包括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都没有发展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观念。”而这些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

司马光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拥有“端明殿大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的官职,又有皇上圣旨加持,经费和人员十分充足,在资源不匮乏的条件下,耗时十九年才完成了《通鉴》。而父亲是以一个人的能力和简陋的条件在从事翻译,抒发自己的史观。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大臣看的,父亲的《柏杨版资治通鉴》是写给今天的官员和百姓看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希望读者都能从中获取人生的经验与借鉴。《通鉴》提供的观点和智慧,可以让人做个‘清明的第三者’,小至市井人事,大至国情世局,都可用大时空的角度冷静地去检查。”

纽约大学唐德刚教授称之为“一书定天下”。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故事,而中国历史更是世界所有历史书籍中最丰富的,没有一国的历史,能像中国追溯到四千年之前。可惜的是,中国有这么悠久、丰富的历史,自己却看不懂,那是多大的悲剧和遗憾。

 

柏杨为何要花十年时间译写《资治通鉴》

柏杨版资治通鉴

翻译《通鉴》是另一个“十年牢狱”

从这套书,我们可以看得懂,也透过种种事迹,去学习判断、批评我们的民族、生活,并帮助我们展望未来。我们要在这些历史故事中,看到千古以来人性的善良与邪恶。

在父亲开始着手译作时,我还没结婚,到他七十二册全部完成时,我儿中中都已上了小学。而我从第一册开始,就和所有的同事、朋友,以看历史故事的轻松心情开始阅读,十年之后,当我们看完最后一册时,全公司都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研究员了。

回顾那段日子,我们登“揽翠楼”柏杨居探望父亲时,他除了睡觉,就是埋首在四周堆积如山的参考数据里面,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着,因为他强调,不但要忠于原文,还要译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资治通鉴》,更要发挥神韵,使它简单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书都能畅读。

父亲从六十四岁译到七十三岁,虽然没有一九六八年在调查局黑牢里那种“甲尽血出,和灰成字”的悲凄,但是《通鉴》十年,是另一个“十年牢狱”。他案牍劳形、翻书阅卷、一笔一刻、一字一格,能译出这一千万字,真够壮烈,幸未成仁。《柏杨版资治通鉴》每册首刷一万本,在台湾只有两千万人口,这种成绩值得欣慰,这也都是现代语文的伟大功绩。

 

柏杨为何要花十年时间译写《资治通鉴》

柏杨在书房中

译写工作完成之后,父亲在《中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诚挚的感言。他说:“感谢这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的黄金时代,我有幸能够逢到,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心灵自由和人性尊严。假使柏杨版有什么贡献的话,请了解这贡献来自许许多多在这块土地上为民主开放、人权平等的争取,一起流过泪、流过血汗的朋友,希望这个时代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永远。”

我认真地读到最后一册的最后一页,才知道《柏杨版资治通鉴》的“家族成员”,竟然多达四十多人,这组专属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地努力耕耘,加强了丰收的成果,我们诚挚地表达钦佩和感谢。同年《中国人史纲》也被列为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父亲高兴,我们也都与有荣焉,他一生岁月之中,没有几次能有这样的鼓舞和欣喜。(文/郭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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