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文明史上的奇观

作者:王志民 来源:光明网 2018-10-29 11:57:58 0 0

  

资料图:稷下学宫遗址

   战国时代,齐国统治者在都城临淄创设的稷下学宫,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集教育、政治、学术功能于一体的“高等教育”大学堂,是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中心;是诸子百家争鸣,促进各派融合、发展,培育、创生新学派的文化沃土;是博士制度的先声,学术大师的摇篮;它兼容并包、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珍贵精神文化遗产。

  前空往劫 双璧呈辉

  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办大学堂。它与差不多同时出现在雅典的希腊学园(又称阿卡德米学院、柏拉图学院)堪称双璧。它们是世界上最早的集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思想学术文化中心,分别在世界的东、西方以相似的方式展现出人类早期文明的智慧之光。还在20世纪之初,国学学者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中说:“周秦诸子之出世,适当希腊学派兴盛之时,绳绳星球,一东一西,后先相映,如铜山崩而洛钟应,斯亦奇矣!”希腊学派中,最负盛名的“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与希腊学园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稷下学宫则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所在,“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郭沫若语)。

  从比较的角度看,稷下学宫与希腊学园各具特色,共同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的辉煌。前者是齐国统治者为广揽人才而创办的,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后者为柏拉图传播思想、科学而设,具有鲜明的科学理念。前者汇聚诸子,多派并存,思想交锋,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后者传承师说,探求真理,追求科学,培育独立思考精神。前者为中国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对后代政治、思想文化发展影响甚大;后者为西方大学教育奠基,对后代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影响深远。稷下学宫与希腊学园极大地影响了东、西方不同学术思想与文化传统的形成,共同为构筑丰富多元的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曾满怀激情地描述战国百家争鸣的情状说:“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并认为这是“前空往劫,后绝来尘”的历史绝唱。梁先生的话,也实际评价了作为百家争鸣主阵地稷下学宫的学术地位与历史贡献。

  前人论稷下,多忽略它的教育地位。其实,将稷下学宫的设置放在中国教育史上看,也是空前的壮举。此前,中国教育史上有“官学”之设,《孟子·滕文公上》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至迟到商代,就有了“大学”的设置,“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礼记·明堂位》)。但“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礼记·王制》)。可见,三代所谓官办大学,实是养老、习射、习礼以及道德、教育之所,与后来所说的大学在内涵、规模、层次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打破“学在官府”,知识下移,私学兴起,官学不昌。战国之世,七大国争雄,虽然人才争夺,空前高涨,但风云变幻,战争频仍,并没有哪一国像齐国这样兴学招揽人才的。诚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载:“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战国之楚,产生了屈原、宋玉等文学大家,兰陵之地兴起优良的文气风俗,但并没有兴办国学的记载。从现有的资料看,在春秋战国五百年间,还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曾经如此大力兴办官学,稷下之设,确是一个前空往劫的奇迹。

  战国时代,人才争夺激烈,礼贤下士之风盛行,“养士”是各国统治者和权贵之门较为普遍的现象。当时最著名的:楚有春申君、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因而,有人认为:稷下学宫实为国家养士机构,与当时著名的“四君子门馆”相类似。但细加分析,稷下之学与养士之家有显著不同。“四君子”门下尽管也有门客数千人,却没有形成诸子百家学派争鸣的学术中心。究其原因:一是人数众多,但层次低下。他们往往“不分贵贱,客无所择”,人们多以食客、宾客、门客称之,寄食者众,有才者少。二是服务私门,学者稀少。私门养士,主要在务实和功利层面,而不在学术涵养和思想的争鸣,难以形成真正的学术中心。三是因人而养,聚散无常。人在则聚,人去则散,进出无定,流动性大,也难以形成稳定的学术文化中心。战国末期,秦国吕不韦养食客三千人,编成著名的《吕氏春秋》是一个特例。但他也并未让其门馆成为百家学术争鸣中心,而是“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史记·吕不韦传》)。实为集多人散篇之作而成,内容较杂,号为杂家之著。因而,稷下之设,虽然承继着礼贤下士的传统,但其构筑的是超越时代风气的大学堂。

  从中国教育发展史看,与早于稷下一百余年孔子兴办私学的伟大创举相比,稷下之设的空前意义在于:它变一人之教为大师云集的众人之教;变一家之学的传承为百家思想的争鸣,并在儒家私学教育衰微、散落之时,由齐国统治者的创新,实现了私学教育的转型发展:稷下学宫实际成为私学联盟性质的高等教育实体。一是诸子百家与私学结合在了一起,每个学派往往是一个庞大的私学教育集团。各家学派汇聚稷下学宫,客观上使稷下成为若干私学教育集团的联合体。二是稷下各派学者,大多带弟子来稷下。从各派之间看,学术争鸣,相互交流是活动主体,就某一学派师生活动看,讲学授徒、传播思想与知识则是活动的主要内容。稷下学宫以其特有的方式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的辉煌。

  立于乱世 存世最长

  如前所述,战国之世,大国兼并战争激烈,合纵连横,分合无常,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各国君主,无力兴办教育,而私学的发展也常因一人而兴,人亡而息。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之乐,游学列国,曾“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声势显赫,影响甚大。但“孟子殁后,大道遂绌”(赵岐《孟子题辞》)。战国时代的教育大致如此。唯独稷下学宫,创始于公元前374年,历五代国君,至秦统一,终齐而亡,存续达一百五十余年,这在春秋战国的动乱时代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徐干《中论》云:“昔齐桓公(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可知稷下创始于田齐首代封公齐桓公(午)之时,并制定了基本政策、方针,为其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齐威王、宣王及湣王前期的七十年间,是田齐盛世,也是稷下学宫的兴盛期:学派云集,名人荟萃,人数多至“数百千人”。宣王时,一次将稷下学者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即给予高官厚禄,而不必理政务,专司教学研讨。闵王继位前期,“奋二世余烈”,稷下仍很兴旺。但闵王是一个狂妄骄暴的国君,对外扩张,连年用兵,“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盐铁论·论儒》),这是稷下中衰的开始。此后,燕将乐毅率五国大军攻入齐都临淄,下七十余城,闵王也逃往至莒,为楚将所杀,稷下遭到严重损毁乃至停办。五年后,齐襄王破燕军复国,还都临淄。兴国之要,首先重振稷下学宫。《史记·孟荀列传》称为:“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制度重修,学者复聚,大儒荀卿,长期主持,稷下呈复兴之势。此后,虽国势日衰,但学宫依然存续,与齐终亡。在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稷下始终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影响遍及列国,在中国乃至东方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总体说来,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诸侯割据,长期分裂动荡的时代,稷下设于一国之中而历一百数十年之久,应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之一。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如需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分享:

扫一扫在手机阅读、分享本文

评论